当密码代替钥匙的时候

王老妈其实不姓王，她甚至连中国人都不是。但她确实跟这个称呼一样，上了年纪且和蔼可亲。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刚到60周岁，圆圆的脸上挂着圆圆的笑容，皱纹均匀，在工厂车间员工给她祝寿的烛光中，她的眼镜片上，闪着橘红色温柔的光。 Happy birthday！Ante Carin！ 在工厂五条生产线上，都悬挂着如是横幅，菲律宾人用最擅长的英文花体字，龙飞凤舞地将横幅布置起来。他们载歌载舞，仿佛过着隆重的节日。 恩，王老妈的真名是Carin。 在菲律宾那间由华人建立的服装厂里，王老妈担任的是制衣车间总监，是除了华人总监外的车间第一人。她的技术娴熟，同时具备亲和力和魄力，深受工厂员工的爱戴。 也就是在她生日的当天，她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车间中，为每一个技术细节而忙碌。 至于这边的华人为何叫她王老妈？还真有点典故。 据说华人管理者初来乍到时，英文也并不太利索，尤其菲律宾人的性格又偏偏是浪漫有余，细心不足。生产经常陷入混乱。 跟英国人经常用“MY GOD!”来感叹一样，华人最爱抱怨的是“我的妈呀！” Carin在工厂资格最老，直接面对华人管理者的时间最长，听到这样的抱怨也最多。 有一次她好奇地问：“what’s wo de ma ya?” 引来哄堂大笑。 有人开玩笑说，就是叫Mother，跟你们唤Ante一样，老妈是尊称……啊，Ante Carin，不如我们叫你老妈吧，多亲切，咱们华人中王姓最常见，以后我们就喊‘我们的王老妈呀’！ 她大笑，欣然接受。 由于我初到菲律宾时，年龄最小，才二十几岁。王老妈像带孙女一样，拉我的手到各个车间转悠，介绍她的手下我认识。后来我跟进的一个生产软件，遭到各个部门的‘不合作’消极抵触，王老妈却一直是支持的，她说她不见得懂得我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她看我如此热心地推动这个软件，且不厌其烦地讲述它的好处，多少是感动的，决定试一试。 要知道，一个年轻姑娘要在一群四、五十岁的管理者面前推行自己的计划，有多么难，当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妈”支持，人员调动起来，不知轻松多少。 我从内心感激她。 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当地人的虔诚程度非常之高，但偶尔也会调皮地使用上帝的名义来偷懒，譬如迟到早退被人发现后，就说，哦，那是上帝的旨意！让人哭笑不得。 王老妈却自加入这间工厂后没有迟到过一次，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加班。遇到赶货，晚上她有时就干脆不走了，留在厂里。一些胆

（新华社 李荣新 摄) Ring前不久说要在香港注册贸易公司，与我商量，问我意见。 我连说三声NO,NO,NO! 她在深圳这么些年，打工所在的公司主营的是电子类产品，订单几乎全部靠阿里巴巴商务平台，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她的薪水从底薪加提成演变成只有底薪没有提成……公司生意之清淡可窥一斑，为何还要在此时自立门户？ 她连忙说生意清淡不代表没有生意，阿里巴巴平台的投资也不是大数目，电脑、传真机和两个人即可在蜗居内组成临时的外贸公司，等有了订单，利润就悉数归自己所有，总比在公司要死不活的拿底薪强！ 我问她可有考虑目前的外贸形势？ 她说根据她的观察，外贸形势已经好转，中国经济正在回暖，相信明年一开年，就有个开门红等着她。 我在电脑这头已经是无语，脑袋快要摇掉。 中国经济率先回暖，外贸仍然增长强劲——这估计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看法。这看法的来源也不难去找，随便在google或百度上搜索“外贸”这一关键字，出来的新闻都是“虽然……但是……”句型，大意就是虽然也遇到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寒流，但是总的趋势是V型云云。 其实很多消息都是外行人的误导，譬如最近外贸的热门词汇“圣诞订单”。 按照常规，现在已经进入了今年外贸订单的尾声，但是就在这个十二月初，却频频传来外贸订单突增的“喜讯”。 12月3日，我看到新华社发布了如下新闻： （12月3日）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华鸿玩具厂的工作人员整理将要出口到南美地区的圣诞老人玩具。随着圣诞节临近，中国生产的圣诞玩具吸引了海外客商的大批订单，国内玩具加工企业加紧生产。 普通人看到这样的描述，会觉得贸易仍然欣欣向荣，甚至连玩具这种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能如此繁忙火爆，明显是回暖迹象啊！ 但是，做过外贸的人会觉得这条消息简直可怕。 一般所谓的圣诞订单，都是在三四月开始出数量，五六月份生产，七八月份赶货，九十月份是装运高峰期，十一、二月已经是与客户谈下一年的订单了。 哪里有到了12月3日还在整理要出口的订单的？！算上租船订舱报检报关的时间，这单说不准还是“飞机货”（即要走昂贵的空运），因为海运最少也要一个月，到了海那头，圣诞节都过了几天了！哪里还来得及售卖？ 12月份才出货的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追加的“垃圾单”，所谓垃圾单，就是订单小、订单散、价格特别便宜、时间特别赶（恨不得赔本去帮客户空运）的“圣诞订单”。 所以，我亲爱的Ring童鞋，你真的从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    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说真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说真话本不应是个问题，但如今却成了大问题，以至于说假话成了中国当代的一种社会病。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意思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人所说的话是意思的语言表达，当然应该是与事实相符的。所以，说真话就是说实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毫无掩饰的心里话。说真话是人性本质的回归，是心灵的净化，是良知的呼唤。可是，为什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说假话者居多，说真话的却寥寥无几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要看看历史上由于说真话而遭到的厄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敢说真话了。清雍正六年，曾发生湖南生员曾静、张熙谋反大案。第二年雍正亲自审讯，从而引出了说假话与说真话的迥然不同的命运。曾、张两犯作伪供，称受浙江文人吕留良“华夷大防”思想的毒害，才起谋反的念头。于是，雍正作出“特别处理”，将曾、张无罪释放，而对已死去40年的思想家吕留良及其家族、门生作出最残忍的惩罚：凡16岁以上的子孙一律处死，以下的流放三千里，女性发配给边防军为奴。为掩人耳目，雍正还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全国的“民意测验”，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就此案“秉公独抒己见”，各级政府不得阻拦、不得隐匿。人们心中都明白，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独抒己见”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因此，几乎没人敢出来说真话，而都是违心地说：“天子圣明，拥护圣裁。”只有一个叫齐周华的秀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先被雍正下狱，后被乾隆判凌迟处死，其家族也遭遇吕留良案似的残忍处置，而说假话的真正罪犯却无罪释放，真是忠奸不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敢讲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统治者都不愿意听真话。他们总以自己的好恶为天下的好恶，以自己认定的是非为天下的是非。在我国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最高统治者，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靠世袭制或靠内部指定为接班人，既不受群众监督，又不受法治约束，国家是他们个人的国家。一旦掌握了大权，他们往往就把个人置于万民之上，以为自己是天子、是圣明，人们对他们的“圣旨” 或“重要指示”只能学习、领会、执行，而不能发表异议。然而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常常会说错话、犯错误。在